小说家汪曾祺先生有一篇有趣的短文，见他的《蒲桥集》，这篇短文名叫《童歌小议》，汪先生讲到了一些有趣的童谣：“排起队，唱起歌，拉起大粪车；花园里，花儿多，马蜂蛰了我！”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前面就是你大姑，你大姑罗圈腿，走起路来扭屁股。”对这样的儿歌，汪先生提出要向他们学习，“作家应该向孩子们学习。学习他们的信口胡编。”“直接了当地说：学习他们的胡闹。”
“但是胡闹是不易学的。这需要才能，我们的胡闹才能已经被孔夫子和教条主义者敲打得一干二净。我们只有正经文学，没有胡闹文学。再过二十年，也许会有。”
当然，汪先生最后的结论似乎过于悲观了，我认为：中国人的胡闹，虽遭压抑致数千年，终于并没有泯灭净尽。“胡闹文学”依然有：一块石头，里面蹦出一只猴子，这猴子本事了得，给取经的和尚做保镖，打败了许多妖魔鬼怪——这不是胡扯吗？但这就是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小说之一《西游记》。与《西游记》一般胡闹的还多的是：《封神演义》、《镜花缘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等等。《红楼梦》是现实主义巨著，但所谓“木石前缘”、“太虚幻境”，岂不也是胡扯？要能够“胡扯”，往往更是对作家想象力的挑战。
最近有论者将《西游记》的作者描绘成一个有恋母情结的、对社会满腔愤懑的、内心委屈的、神经质的小男人，我很不以为然，简直要“深不以为然”。吴承恩应该是中国“胡闹文学”的经典作家，一个敢于嬉笑滑稽，敢于放手胡闹，经过挫折但决不执着的达人大丈夫。
现在颇为流行的香港无喱头电影《大话西游》，深受一帮年轻人的喜爱。《大话西游》的奇思妙想也真够胡闹的了，如果我们看不惯《大话西游》的胡闹，要谴责这种胡闹的话，我们就应该由此谴责吴承恩的胡闹，因为从《大唐西域记》到《西游记》是质变，从《西游记》到《大话西游》只不过是量变——都是胡闹，闹法不同而已。四百多年前，《西游记》就像今天的《大话西游》，给喜欢胡闹的人一个大惊喜。
（成都市蜀营街 王果）
 |
